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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天中和朋友谈到最近在读关于“性”方面的书，朋友笑问“你就不能看点正经儿的？”
我告诉她这是一本很正经的书，脑海里突然蹦出个比喻，就像“妇产科男医生那样正经”。
细想想也很贴切，在医生眼中，研究的是疾病本身，无关性别美丑；在某领域专家眼中，“性”也只是作为一个研究课题，无关道德荣辱。
所谓“讳疾忌医”不可取，“谈性色变”亦不可取，毕竟人和时代总是要不断地向前进步发展的。
本书虽以书名中的“性”引发读者阅读，但收获绝不仅仅是满足好奇，而是收获学术上、精神上的意义。
作者以“性”作为底线，结合明清时期大量案件深入剖析，成功揭示中华帝国晚期在法律和社会方面发生的变化和深远影响。
在我国漫长的儒家思想影响下，“性”从来不属于个人行为，它等同于向祖先尽孝，而尽孝道被视同于臣民向统治者表达忠诚，三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。
统治者认为性秩序失序会直接导致家庭秩序失序，间接导致社会秩序失序甚至彻底颠覆。因而统治者们对性犯罪的惩治，仅仅在于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而非保障个人基本权力，这一宗旨在整个中华帝国晚期都未见根本改变。
十八世纪人口激增，男女比例失调等种种原因，社会上出现大量“光棍”成为新的威胁。雍正朝“开豁贱籍”，良民身份大幅扩张，性犯罪惩治力度加大，从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平民适用法律的扩大化。
在个人基本权益得到保证的今天，回过头来看历史，很多地方让人感到惊讶甚至匪夷所思：
在唐律中，男子在父母服丧期间致妻子受孕视为犯罪，徒刑一年。
在元代，良民身份的丈夫“纵妻为娼”会被视为通奸惩处，且强制离异。
明清时期禁止寡妇在亡夫守丧三年内再婚，违者杖一百且缔结婚姻无效，命妇终身不得再婚。
女性必须主动甚至激烈进行反抗，才能对其性侵害者的行为视为强奸，受伤害大小取决于该女子的守贞状况，并最终决定对罪犯的处罚。
对于强奸已成的女性，即使在被侵犯过程中死去，也不可能被旌表为守贞烈女。
